我人生的第一份遗嘱，写得很早，也很简单，“如本人离世，全部个人财产将由配偶某某继承；孩子全权交由配偶抚养，任何人不得干涉或争夺抚养权”,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写完后，我觉得死而无憾了。 可是一想，不对，要是以后配偶再婚给孩子找了后妈可怎么办？
我赶紧又爬起来，继续写，“我去世后，两套房和全部存款和投资都留给孩子，由配偶某某代持；房子不得出售，直到孩子满18岁时交付。孩子未成年期间以房租和投资收益支付其生活和教育费等。“
但又一想，老公和我感情不错，我一走孩子还得靠他抚养，一把屎一把尿的，不留点啥给他那多不好意思，我又补充：“在他有生之年，可享受房子和理财的全部收益，但房子和本金必须给孩子。”
再往远了思考，孩子18岁时法律上成人了，但此时心智尚未成熟，社会经验严重不足，若一下子得到两个房和一大笔钱，会不会学会跟人攀比、胡花乱造，或者让有心人骗了去？
我越想事越多，越写越来劲儿，到后来写得兴致勃勃，没事儿就来补充这个遗嘱，已经补充到了两万多字。
那年，我最朴素的想法就是万一我先去了，首先保障孩子她爹的生活不受影响，生活稳定才会情绪稳定，才能更好地照顾孩子。但，我不想家产外流，好端端地便宜了后妈。我还脑补了一下容嬷嬷，孩子躲在墙角瑟瑟发抖，这场面令我心痛万分。可是，就算立了遗嘱也无法保证我老公不再婚啊？我一筹莫展，有点儿傻眼。不能指望别人做对的事，求人不如求己。于是，2018年我决定考证，专门去学遗产规划。上了学, 才知道自己的那点儿小心思其实很普遍，无论中外，不管什么族裔，原来家家的鸡毛蒜皮都差不多，担忧的都是那些事。
安省居民，已婚，孩子未成年，无遗嘱
大卫和莎莉是一对小夫妻，有一个2岁的女儿。一家人住在多伦多市中心，房子约300万，没有贷款。大卫从前在一家大公司担任研发部门经理，收入颇丰。小家有了一些积蓄后，大卫狠狠心辞了职，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西餐厅。由于担心将来有生意纠纷，买房时特意只写了莎莉一人的名字。
没成想，2021年5月莎莉哮喘急性发作，突然去世，没有遗嘱。
料理了后事，申请作 estate administrator, 好不容易大事小事办得差不多了，大卫忽然才意识到自己居然不能继承太太的全部遗产。由于莎莉没遗嘱，大卫有两个选择 (哪个合算用哪个）：
- 根据 Family Law Act, 申请 equalization payment；
- 根据 Succession Law Reform Act, 按法定顺序继承。
如果选一，大卫必须在莎莉去世后的6个月之内向法庭提出申请；这个继承方式和离婚时两个人分家产很像，大卫可以要求将家庭净资产平分；
如果选二，大卫可得到作为配偶的 preferential share 35万 (之前是20万。安省新法规定从2021年3月1日之后去世的，35万），其余的再由大卫和女儿各分一半。莎莉的资产主要是她名下的价值300万的房子和 15万的RRSP，合计遗产的税前价值为315万。
房子是小家的 principal residence , 增值很大，但是免税；RRSP以市场价计入逝者的 final return。会计师提议若用 spousal rollover 可把 15万直接转到大卫的RRSP中，这样就不计入莎莉的 final return了，等大卫去世时再按那时候的市价计入他的税表。大卫认为等到自己去世时资产规模应该会比现在大，因此决定还是将15万计入莎莉的 final return，交 income tax 4万5。
算完 income tax, 再看 estate administration tax (遗产管理税, 以前叫 probate fee) 。 房子的价值和RRSP(莎莉没指定受益人）一起计入遗产总价，estate administration tax 交4万6.
两个税合计10万，完税后，净遗产价值还有305万。按无遗嘱继承法，大卫可得到 35+（305-35）÷2 = 170万，女儿得到 135万。
女儿才2岁未成年，大卫是 legal guardian 有监护权, 可以照顾孩子，安排她的吃喝住用行，但却无权直接接管孩子继承的 135万遗产。他必须向安省的 The Office of the Children’s Lawyer 提交自己是 estate administrator 的证明，并申请做孩子财产的监管人 (guardian of child’s property)。 如果大卫打算卖房子（孩子继承的135万中绝大部分来自房子的价值）也需要提前跟 Children’s Lawyer报批。
莎莉没有遗嘱，属于女儿的遗产等她满18岁时大卫得全部交付。18岁的年轻人突然得到一大笔钱，她如何消费是大卫无法控制的。想想未来，大卫不禁有些发愁。
祸不单行，2021年依旧疫情，西餐厅客源惨淡，生意每况愈下。几个合伙人之间心存芥蒂，互相埋怨指责，都认为餐厅这几年的账目不清不楚让自己蒙受了损失。大卫担心这几个朋友迟早会互相成为被告法庭上见，他的个人资产很可能受到牵连。
如果
如果莎莉有遗嘱，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她可做主将房子留给大卫，也可以留给女儿。
若给大卫，过户后是卖是留大卫说了算；但若大卫再婚，这房子一旦成为他的新家庭的婚房(matrimonial home)，新太太将有一半权益；
若想给未成年的女儿，可在遗嘱中设立信托（testamentary trust) ，让大卫作信托的 primary trustee，自己的姐姐是 alternate trustee，大卫和女儿同时是受益人；去世后，房子进入信托，让大卫在世时有房子的使用权，可自用或出租但不能出售，等大卫去世时若女儿已成年则把房子从信托中转给女儿；若大卫没能等到孩子成年就去世了，莎莉的姐姐做为 alternate trustee 可继续管理房子直到孩子成人（信托文件中莎莉可规定在孩子25或30岁时交付）再把房子从信托转给女儿。信托还能防止大卫将来再婚而导致这套房子成为新家庭的婚房而被新配偶分割；
我也不再回头继续折腾我的老遗嘱了，里面的内容被我摘出一部分发到了网上，让大家也娱乐一下。我找律师正式做了一份，就放在办公桌右手边的第二个抽屉。当然，我还是改不了那个没事就想着补充的恶习，但遗嘱的每一次更新必须遵循固定的套路，形式上得合规合法。我先在每年都找一个固定的日子回顾一下，比如税法改了、资产增减了、搬家了（从一个省搬到另一个省）、未成年孩子的监护人、遗嘱执行人重病了、去世了、甚至他们分居了、离婚了，失业了，孩子满18岁了我都会考虑一下是否有必要更新遗嘱。
不要觉得遗嘱里指定谁是皇位继承人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孩子未成年时指定谁是监护人、谁是遗嘱执行人更重要。甚至监护人和执行人的生活幸福指数和他们的经济状况也是我考虑的因素之一。如果监护人离婚了、失业了、投资失败了、生活拮据自顾不暇，那意味着他们可能没有能力照顾好我的孩子；同样，如果遗嘱执行人陷入纠纷、婚变，自己的生活尚未安排妥当，此时偏偏赶上我去世了，再让人家担起责任处理我的身后事和遗产分配这么繁重的任务无异于道德绑架，不是一个好选择。所以遗嘱必须每年拿出来看一看，里面涉及到的任何人和事若发生了变化，都应找律师谈上一谈。
生命的美妙就在于它不是一成不变的。生活中的每种变化必有其合理性，我们要做的是尽量协调这些变化，而不是压下、隔离、或视而不见。
马云，Carol Ma，加拿大特许专业会计师。2006–2014年就职于加拿大联邦税务局(CRA)，先后担任中小企业税务审计部 (Audit Division)地下经济审计官、重案调查部 (Investigation/Enforcement Division)特殊犯罪收入调查官、税案申诉部(Appeals Division) 税务申诉裁决官。2014年加盟 Tax Solutions Canada 出任 Tax Manager，2015年成立 JKtax 马云会计师事务所。办公室电话 905-940-1999；邮件 admin@jktax.ca；工作微信 jktax-vivian
